寻溯中华文明，请来洛阳城

“兴亡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。细思(xìsī)物理(wùlǐ)坐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(shígǔ)歌》的最后(zuìhòu)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(wǎngyǒu)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(zhèyàng)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(shígǔ)出土(chūtǔ)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(bǎocún)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在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虞世南(yúshìnán)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了(le)两百年后(hòu)，石鼓在宋代(sòngdài)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流落(liúluò)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(píngjìng)地度过(dùguò)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(yánzhòng)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(kě)在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(shígǔ)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(wèihé)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(xīnshǎng)？……本文(běnwén)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战国石鼓文(shígǔwén)册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(lǐyuān)的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(yǒu)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(gǔxíng)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(lìbù)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(yún)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(gǔdài)字体，即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最早记录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(cǐ)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(liǎngzì)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（音如千，汧河即(jí)今陕西省(shǎnxīshěng)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(yìrú)也、兮）、田车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(zhìchéng)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(shì)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(fǎnyìng)。它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(shígǔ)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，石鼓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(yǒu)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(dàn)秦人祭礼独特(dútè)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(máicáng)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应被(bèi)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惠文(qínhuìwén)王，此时(cǐshí)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鼓状，可能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(láizì)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。 石鼓震撼(zhènhàn)唐代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(miàomò)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： 一是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则(zé)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(wèi)。 二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偏旁部首(piānpángbùshǒu)随意性强；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(tuìjǐn)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(huò)圆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(wǔshì)甲骨文、金文结体多变，或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(zhāngfǎ)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粗(cū)或细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《诗经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(yǒu)相同(xiāngtóng)处。郭沫若说(shuō)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(yībù)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(jí)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(shígǔwén)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借口。宋代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(lǎosǐ)丧，世复(shìfù)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(dāngdào)，“方今太平(tàipíng)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。安能以此尚论列，愿(yuàn)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(zhèng)余庆把(bǎ)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有点怪(guài) 唐末至(tángmòzhì)宋初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(zhǎohuí)(zhǎohuí)9件石鼓(shígǔ)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(jiāoshàng)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，司马光说“吾(wú)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能力(nénglì)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(biànliáng)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。 苏轼科举成功(chénggōng)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(zì)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(liùshíwǔ)，不可(bùkě)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 学者韩立平(hánlìpíng)认为(rènwéi)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(xīnzhèng)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(bùqiúrén)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(zhōuxuānwáng)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儒家(rújiā)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(zhǐhuì)从(cóng)故纸堆中找方案。 赵明诚(zhàomíngchéng)便从石鼓中看出(kànchū)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(jiē)粗石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(gùnéngcún)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(shígǔ)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(èrcì)利用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(jīnshíxué)家向传师(chuánshī)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(shígǔ)的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(kěyǐ)再利用(lìyòng)。 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(jiāng)石鼓调运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(wéilán)防护(fánghù)。 靖康(jìngkāng)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(shígǔ)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，金人刮走了嵌入的黄金，将(jiāng)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(wúbào)”。 洪迈(hóngmài)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，汗颜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是(shì)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(jiàngōnglìyè)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(shígǔ)早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它(tā)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(yújí)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(qiān)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(duōnián)无播迁。 差点没上“南迁”名单(míngdān) 明清时，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(quánlì)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(qiánlóng)与石鼓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(bànwénhuì)。39岁时(shí)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(qiánwéichéng)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时，乾隆得(dé)石鼓文的元(yuán)拓本(tàběn)，是(shì)当时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(ménwài)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扮演“述古兴贤(xīngxián)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(de)形象。 1933年4月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(hǎijūn)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(nánqiān)”。当时社会(shèhuì)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(zhōuyǎng)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(jiāng)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(jīyú)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(yuánmíngyuán)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(cǎntòngjiàoxùn)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(wénwù)南迁”，当时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(yǒu)一天，我忽然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(yījiàn)晴天霹雳，既重大又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故事最多(zuìduō)的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(cǐ)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(máshéng)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麻绳捆绑(kǔnbǎng)，外裹三四层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(dàocǎo)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(yú)两吨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(dàxiāng)。 在(zài)迁移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，1937年12月到(dào)石鼓发现地宝鸡县(bǎojīxiàn)，特意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 抗战结束后，文物回迁(huíqiān)，遇两次(liǎngcì)车祸：一是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(shígǔ)箱仅仅是外面沾满(zhānmǎn)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差点去(qù)台湾，因轮船(lúnchuán)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(zīgé)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中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(běijīng)，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(shígǔwén)音训》刻石(kèshí)永久留在(liúzài)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(zài)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有中国(zhōngguó)故事(gùshì)最多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(fēngyǔ)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(wǔsètǔ)